商务部关于印发《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协调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印发《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协调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发布单位】商务部
【发布文号】商产发〔2006〕185号
【发布日期】2006-06-0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有关商会，各有关企业，各驻外经商机构：
根据原外经贸部《大型单机和成套设备出口项目协调管理办法》（2001年第33号部令），经商有关部门，商务部制定了《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协调管理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中有何问题及建议，请及时报商务部。
特此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六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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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协调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国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市场秩序，加强对出口项目的协调和管理，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健康、持续和稳定发展，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大型单机和成套设备出口项目协调管理办法》（2001年第33号部令），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是指：合同金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含1000万美元)的电信设备出口项目，以及合同金额在500万美元以上(含500万美元)的使用我国出口信贷、政府援外优惠贷款或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及出口信用保险的电信设备出口项目。
第三条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成立“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以保证本细则的顺利实施。领导小组组长由商务部部领导担任，成员单位包括外交部、信息产业部、进出口银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有关主管部门以及商务部相关业务司局、各地区司、机电商会、承包商会。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领导小组授权机电商会牵头会同承包商会（下称“商会”）负责有关具体协调事宜。
领导小组的职责是：负责制订规范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市场秩序的整体战略，协调解决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指导监督商会具体开展协调工作，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交流，协调一致，并定期通报有关情况。领导小组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具体办法另行制订。
第二章 项目范畴和企业参与资格
第四条 本细则所称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具体范畴包括：
(一)项目内容：包括设备供应、工艺设计、技术转让、安装调试及指导、零配件供应、售后服务及其他相应的服务。
(二)项目竞标方式：包括国际性公开招标、邀请招标、议标及其他招标方式。
(三)项目执行方式：包括总包、分包及其他方式。
第五条 参与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资信情况和经营情况良好；
（三）具有开展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组织机构健全，规章制度完善；
（四）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协调原则和程序
第六条 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的协调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诚信、高效；
（二）杜绝不正当竞争，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三）维护正常的出口秩序和国家整体利益；
（四）保护市场开拓者的利益，“谁开拓，谁受益”；
（五）充分尊重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室）的意见；
（六）鼓励企业联合对外，实现优势互补；
（七）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中标率；
（八）有利于推动企业提高其经济效益。
第七条 商会负责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的前期协调工作。拟参加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的企业，必须向商会申报项目，招标项目应在对外投标截标日25日前；议标项目应在与国外业主签订会谈纪要或合作协议后的20日内。同时，企业应向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室）及时主动报告项目情况，接受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室）的指导。
商会根据章程另行制订有关规范企业行为的纪律和规定。
第八条 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企业申报项目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项目申请报告；
（二）《大型单机和成套设备出口项目申报表》；
（三）与客户商谈的情况、项目的技术要求说明；
（四）与客户签订的意向书、会谈纪要、备忘录等文件；
（五）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室）对企业参与项目的书面意见；
（六）涉及国家限制出口技术的项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
（七）项目所需的其他相关文件。
第九条 商会在规定的项目申报时间截止日期后的20个工作日内，认真审核企业的申报材料，在征求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室）和专家等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协调原则提出协调意见并函告相关企业，同时抄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有关司局、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室）等有关部门备案。
根据具体情况，商会可通过召开项目协调会和专家论证会的方式，邀请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有关司局、有关部门、专家、银行和保险机构等各方参加，在核实项目情况、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协调。重大协调事项商会须提出建议，报领导小组研究后确定。
第十条 对需我国提供出口信贷、政府援外优惠贷款或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及出口信用保险的项目，商会将协调意见抄报有关银行和保险机构。有关银行和保险机构根据商会的协调意见，按照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独立评估，对符合要求的出口项目出具承贷意向书和承保意向书。
第十一条 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企业在收到商会的协调意见后，必须遵守并遵照执行，并将项目进展情况及时通报商会。与外商签约后，企业须及时向商会书面报告签约主要内容及有关情况。
第十二条 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企业对商会的协调意见如有异议，可在收到协调意见的15日内向领导小组办公室递交申请书提出申诉。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协调原则，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申诉作出裁定，重大事项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领导小组研究后确定。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效力，申诉人和商会必须遵守。企业在申诉期间仍须执行商会的协调意见。
第十三条 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企业对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的裁定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第十四条 领导小组鼓励并积极推动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企业间建立中高层磋商机制，由商会牵头进行市场协调、信息互换以及共同签订各类企业间自律协议。
第十五条 国家领导人出访或外国领导人来访期间，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企业申请纳入高访有关签字仪式中的项目，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我外交上需要并得到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室）的明确支持；
（二）向商会进行过申报并得到商会的推荐；
（三）需要我国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和承保出口信用险的项目，我国有关银行和保险机构出具了承贷和承保意向函；
（四）项目已成熟并具备高访期间签署有关协议的条件；
（五）项目业主和所在国有关主管部门同意签署有关协议。
项目是否纳入高访签字仪式，由商会提出建议报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司局共同研究同意后，由主管司局商外交部有关部门确定。
国家领导人出访或外国领导人来访期间，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企业申请向外方赠送设备，由商会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建议，报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后确定。
第十六条 使用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按照《财政部 外交部 商务部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金〔2004〕46号）的有关规定管理，协调工作参照本细则执行。
使用政府援外优惠贷款的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按照《外经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关于颁布〈关于对外提供优惠贷款援助的规定〉的通知》（外经贸援发〔2001〕122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管理，协调工作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四章 协调纪律和罚则
第十七条 商会参与项目协调的有关工作人员应该严守职业道德和协调纪律，照章办事，秉公协调。在项目协调过程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泄露企业商业机密的，由有关部门给予其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参与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项目的企业必须严格遵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不得损害国家和同行业企业的合法权益。企业有下述行为之一的，视作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采取不正当手段，损害国家和国内其他企业利益的；
（二）对国内其他企业已经中标和签约的项目以赠送、低价等手段进行干扰的；
（三）以任何形式恶意诋毁国内其他企业的；
（四）以不正当手段猎挖国内其他企业员工的；
（五）不按规定申报或不接受协调而擅自参与项目的；
（六）不执行协调意见，又未在规定期限提出申诉及不执行裁定意见而擅自参与项目的；
（七）对外泄露协调内容及相关情况的；
（八）有违反协调程序行为的；
（九）在申报登记或投（议）标活动中弄虚作假的；
（十）需国内融资的项目，未经国内有关金融机构批准，擅自就融资条件对外报价的；
（十一）不遵守项目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的；
（十二）其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九条 对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的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企业，商会进行调查核实并将情况上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根据具体情况视情节给予该企业警告、严重警告、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者，给予其暂停项目参与资格、在政府双边机制内不给予推动和支持、不给予政府援外优惠贷款或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支持等处罚。
第二十条 对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的大型成套电信设备出口企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有关银行和保险机构，银行和保险机构不得为该企业出具项目承贷意向书和承保意向书。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张栋 华东政法大学 副教授
关键词: 律师/政治参与/公共事务
内容提要: 律师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乃是一国法治实现程度的标尺之一。作为法律的掌握者，律师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良好条件。对一个国家的管理者来说，律师阶层的角色是重要并极富开拓性的，其作用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参与立法，促进法律进步；进入国家政权机关任职；影响公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联系公众与政府，及时反映社会利益诉求等方面。律师是促进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应当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没有人能够否认律师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国，“现在每20位律师中有两位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县政府和市政府的雇员，司法部门还不计算在内。……律师人数占美国参议院人数的2/3，占众议院人数的1/2，占州长人数的1/2至2/3。可以这样说，美国律师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即向政府部门输送公务员”，尤其突出的是“美国历届三十六位总统中有二十三位曾经是律师”。[1]其他发达国家如英、法、德国的律师在政府中供职的情况与美国相似。当然，律师参与政治生活最根本的理由是法治或依法治国本身。通过修宪，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但是，这里所谓的法并不仅仅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条文，它还包括一整套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法律家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法治的意识。由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所构成的法律家群体正是这种知识、方法和意识的载体。[2]在这个意义上说，律师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乃是一国法治实现程度的标尺之一。作为法律的掌握者，律师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良好条件。他们将诉讼中得来的经验带入国家的治理之中，对于法治政府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对一个国家的管理者来说，律师阶层的角色是重要并极富开拓性的，其作用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与立法，促进法律进步
近年来，我国律师经常参与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如《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多部法律的修改都广泛地征求律师的建议。2001年9月25日，中国首例由律师起草的地方法规《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经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当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草案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在律师参与立法的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
律师对法律进步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参与立法上。律师拥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司法实践经验，可为立法工作提供有效的帮助。律师是最重要的法律服务阶层，直接面对法官、检察官和当事人，通过与公诉人的唇枪舌剑或者与对方当事人针锋相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站在司法实践的最前沿，最了解法律适用的实际效用。律师通过其对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的切身观察、体会，将意见提交立法机关，可以弥补职能立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现状脱节的最大不足。此外，律师通过与当事人打交道，对社会进行观察了解，清楚民众的想法，聆听民间的声音，他们的立法建议更加贴近实际，如此反映在立法工作中，更容易改进立法工作，同时也能通过反映民众的意见，获得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因此，律师的职业特质和职业个性决定律师参与立法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情。律师具有广泛的知识、敏捷的思维、严密的逻辑、雄辩的口才和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并且进行着长期的法律实践，能够及时地发现法律的缺陷和漏洞，这些为律师参与各级立法机关的立法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在美国，律师历来是法律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从1900年起，律师就占美国立法机构中全部职位的1/4以上。日本《律师法》第1条规定，“律师要在诚实执行职务的基础上，努力维持社会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在改善法律制度方面，日本律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关于少年的立法，因为律师界的反对，使得严惩少年犯罪案件的立法意图未能实现。而在我国，律师的用武之地主要限于司法领域，律师这个“天然的立法资源”被长期忽视。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中律师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也呈稳中有升之势。
律师参与立法，可以有效地防止部门立法和行业立法的腐败。起草主体的单一化、局部化和地方化是阻碍立法质量提高的关键。从过去制定法规的立法惯例看，多数是由政府各职能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承担起草任务。由于起草主体单一，个别部门或者行业协会都存在各自的局部利益。在立法实践中，一些部门容易将本部门的利益不适当地融入一些法规的草案之中，有时甚至通过起草的便利争夺管理权和执法权，扩大部门权力和利益。在古希腊城邦，为了防止立法的腐败，立法工作都是“邦外人”来操作的。现代律师的产生，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律师有自身的独立性，成为“邦外人”。而这种独立性反映在立法工作中，恰好是立法工作摆脱行政化，避免立法腐败所必须的。
律师参与立法，可以缓解“大众立法”与“精英立法”的冲突。随着法治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立法已越来越公正透明，公众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介入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利益博弈已进入立法层面。可以说我们正逐步走向一个透明立法的“立法博弈”的时代。“立法博弈”构成了对“部门立法”的有效监督，抑制了立法不公正的产生，但要使“立法博弈”下的法律更加公平、公正，必须建立一种理性的、平等的“立法博弈”的机制。律师的客观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决定了其是“立法博弈”下一个不可或缺的代表社会利益的利益集团。平衡“大众立法”和“精英立法”的冲突需要律师参与。从理论上讲，“大众立法”应当是最真实、最纯粹和最高级的立法形式，但正如萨托利所疑惑的那样，“从原则上大可以认为，亲自行使权力应当是胜于把权力委托给别人，基于公众参与的制度比代议制更安全或更完善。但历史表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中世纪的公社，不知为什么总是既骚乱又短命。”[3]究其原因，“大众立法”有其固有的弊端，如理性缺乏、知识欠缺、效率低下等等。相反，由“立法精英”负责立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不仅能够克服立法效率低、立法成本高、智力支持不足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深谙法治理念、具备知识素养、富于立法技巧的“立法精英”，能够对狂热、盲目的民意作出冷静、睿智的判断，并在立法中理性、审慎地予以体现。但是“精英立法”可能导致立法权享有者和实际立法者的分离，会产生立法的民主合法性危机，民众的立法话语权如何才能体现？立法如何体现“民意”？如何保护民众利益不被侵犯？立法内容的平等性体现为在立法过程中要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有些情况下甚至要向私权利作适当的倾斜，以维护实质上的公平。律师职业是一种社会中间组织，其权力来源是介于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一种社会权力。其性质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在从事法律服务过程中有足够的机会了解公众的法律诉求，律师以民间身份参与立法，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众参与立法的一种形式。在民意机关的立法过程中，通过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律师间的辩论交锋，可以达到各种利益的平衡与协调；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律师作为一种私权利的代表可以防止公权力的独断专行，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从而使立法更加民主、公平。
律师参与立法，可以增强社会的认同感，提升律师的法律地位。律师参与立法是律师的政治功能的体现。在我国，律师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天然资源被忽视了，他们更多的是被定位为“经济人”，是与政治无关的“边缘化”群体。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了律师制度，律师成为最早摆脱政府色彩的市场中介服务人员。高学历、高收入使律师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行业之一。他们通过运用自身的法律知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在法庭上，律师当众为法官斥责者有之，为公诉人羞辱者有之；在法庭外，律师为当事人拒之门外，甚至殴打致伤者有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律师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一方面，与少数律师不甘“清贫”，违反职业道德，违法操作，自毁长城有关。律师通过对立法活动的主动参与，有利于树立其法律服务阶层的形象，同时，有助于律师队伍提高整体素质，增强民众对律师职业的认同感，也有利于法治化的进程。
二、进入国家政权机关任职
从世界范围来看，通过直接从事政府工作，成为政治生活的成员是律师参与政治的最重要的体现和最根本的方式。因为律师只有进入国家机关任职，才能直接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执政方式等付诸实施，才能直接使各种利益诉求变为公共产品输出，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和社会价值。美国许多州长、议员乃至总统都是由律师来担任即是这一方式的最好注解。律师通过角色转化，直接从事政府工作，不但能够提高政府对法律的重视程度，还可以增强政府在法律框架内处理问题的能力。我们不能期待由不懂法律，甚至视法律为羁绊的人组成的政府会真正施行法治。律师对法律规则有着敏锐的洞察，他们走向政治，能将法律职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融入政府的管理之中。托克维尔指出，在美国“大部分公务人员都是或曾经是法学家，所以他们把自己固有的习惯和思想方法都应用到公务活动中去”[4]（“法学家”包括但不限于律师）。律师的职业属性也与法治政府的运作模式存在内生的相通。现代法治政府要求执政者在理性的决策程序下，加强对多元利益的认知，做到平息社会纠纷，消除社会矛盾，使得权力的运行呈现一种良性平稳的状态。律师具有理性审慎的思维方式和运用法律熟练地解决社会纷争的能力，其在把握法治的理念，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平衡不同利益的冲突上，较之其他社会成员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律师们对不同利益的敏锐观察，对法律规范的准确把握，对论辩技巧的熟练运用，正是他们成为现代政府里最活跃也是最重要角色的原因。”[5]
三、影响公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现代社会中，政府承担了大量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职能。律师则从法律的角度，对政府的活动提出意见及建议，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律师的知识特点角度来看，律师具有深厚的法律理论知识，同时也是运用法律知识处理各类问题的专家。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面临着许多层次的法律关系，可能涉及行政法、民法等各个方面。政府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可能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未必具有全面的法律知识，尤其缺乏综合处理各种法律关系的能力，因而律师可以协助政府机关把好重大决策的法律关口。从律师的职业特性角度看，律师同法学理论专家比较，对于法律实务中出现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综合的法律往往更有全面的了解与研究。同时，律师每天参与大量法律实务，诉讼经验丰富，积累了丰富的法律风险的防范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律师参与政府重大决策法律风险防范，可以从合法性方面给政府重大决策把关。从律师的独立身份角度来看，律师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职人员，有自由工作者具有的独立的身份，不存在制度限制及公正性的怀疑问题，其参与立法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另外，律师独立于行政机关，这也是与政府所属的法制办等政府法律专职人员的区别所在。法制办专职人员在行政上隶属于政府，在人事及财政上都受政府支配，因此在具体的政府重大决策过程中，他们所提的法律意见有时候会流于形式，而律师不同，律师有自己独立的收入，管理体制上也不直接受制于政府，由于其民间身份，可以独立发表观点，可以从民众角度出发，敢于向政府“挑刺”。可见，律师对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的影响对于维护法治及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律师参政议政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可以有效地监督和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减少滥用公权行为的发生，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和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使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各项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在形式上，律师以法律顾问的形式参与政府的决策，充当执法参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
四、联系公众与政府，及时反映社会利益诉求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了解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通过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利益表达，使国家适时采取相应措施满足社会利益诉求，以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政治统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协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家机构有序运转，二是公众同政府关系协调一致。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政治稳定是实现普遍公民有效政治参与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持政治稳定，不断建立和完善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才能为公民提供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和渠道。另一方面，有序的政治参与可以有效促进和维护政治稳定。因为政治参与是公民与政治体系发生联系的最直接的形式，必然影响到政治利益的分配。每个公民都想通过政治参与来获取自己想要获取的政治利益。事实上，他们也是以能够得到或部分得到相应的满足为限度的。[6]有序的政治参与意味着政治系统输入公众利益诉求，使政府获得全面而又具体可靠的政治资源，输出相应的政治产品以满足公众的不同需求。“事实表明，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常常导致国民产品更平等的分配”，[7]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增进公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带来政治系统的稳定。必须指出的是，政治参与并不必然与政治稳定成正比关系，不适当的政治参与则会破坏政治稳定。实践表明，面对利益主体多元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新情况，政府在加强社会管理中，遇到社会矛盾时如果总是冲在最前面，事事与群众直接面对，容易丧失回旋余地，削弱政府的公信力。而解决这些民事矛盾、行政矛盾和刑事矛盾的纠纷，以律师为代表的社会中介组织人员身份超脱独立、有高度专业知识，在政府、经济实体和群众之间能起到沟通和平衡的独特作用，有利于建立全过程、多渠道、全方位、法治化与柔性化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律师也可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协助政府管理，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草拟规范性文件、代理法律事务等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注释:
[1]参见［美］马丁·梅耶：《美国律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贺卫方：《律师的政治参与》，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3期。
[3]［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0页。
[5]贺卫方：《律师的政治参与》，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3期。
[6]［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7]［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