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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执行和解初探

五华检察院 赖兴平 黄宝金


和解包括执行和解和申诉和解，其中执行和解最为常见，也最为棘手，近年来，我院引导4件执行和解案件中，仅仅1件成功。今年梅州市院制订出台了《梅州市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引导和解的指导意见》，对检察机关引导申诉和解应把握的条件和基本原则、适用案件类型、基本程序、和解法律后果，以及相关工作责任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对促使当事人和解，实现矛盾化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本文笔者结合此《指导意见》及我院近年来的引导执行和解案件遇到的问题，围绕民行部门应怎样发挥优势进行引导执行和解工作进行初步探讨。



一、引导执行和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依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确有错误的可依法提出抗诉，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有些案件，法院的裁判虽然确有错误或者有瑕疵，但因案件涉及面较广或者因检法两家认识上的不一等因素，如果一味地提出抗诉，并不能取得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此，民行检察部门就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支撑下，产生了引导和解制度，通过纠纷双方之间的面对面协商，经过以检察人员以及有关专业人员充当第三方进行调解，以促使当事人实现矛盾化解。如果申诉案件能够在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引导下进行执行和解，既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对当事人有利，又可以将纠纷解决在基层，有利于维护稳定，有利于安定团结，还可以减少抗诉，体现了以效率优先、伸张司法公正的现代理念。然而在现实操作中，由于立法上及具体操作细节的不足，引导执行和解困难重重，具体表现在：



（一）缺乏法理支撑，引导和解陷入两难境地。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由于民诉法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又十分狭窄。实践中，检察机关主持民事申诉案件的执行和解，必然要在和解协议中对原判决裁定进行变更，也就在实际上改变了法院对当事人之间民事关系的调整，确立了新的权利义务内容，这已经是在发挥检察监督的作用。但是由于法律尚未规定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申诉案件可以采取执行和解这种办案方式，往往造成法院的不理解，认为检察院伸手过长，未严格依法办事，有损法院权威，且检察机关做执行和解工作一般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容易造成与法院执行工作相冲突，法院也可以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



（二）缺乏保障措施，引导和解工作“和而不解”。 根据目前法律，检察监督环节的执行和解无强制效力，当事人可以随时反悔，这就容易给一些当事人钻了空子。有的债务人慑于法律威严，不服生效的法律文书，准备申诉、抗诉或另寻途径，但苦于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为赢得时间，只好假意“和解”，在约定的期限到后，尽管没有挽回败局，仍然不肯甘心，就是不肯付款，或开始躲藏，或转移财产，难有执行效果。有的当事人在达成和解后准备履行的过程中，受他人拨弄而反悔，感到履行付款义务很委屈，甚至冤枉，在期限到达后，声称无款履行，或以其他种种理由来推诿履行，最终导致了“和而不解”。



（三）缺乏有效手段，引导和解事半功倍。由于执行和解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探索出来的一种新方法，检察引导和解尚处于摸索阶段，在工作技巧和方法上，光靠枯燥地讲解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讲究和解艺术，善于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演讲学等多门类知识，且随着当事人的个人主体意识、法律意识逐渐增强，传统的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等道德观念、价值观念遭到冲击，加上当事人对诉讼期望过高，对起诉和调解的成本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因而促成双方和解的可能性很小，检察机关还需摸索总结出一套有效和解方法，充分发挥和解的各种技巧，才能达到成功调处的目的。



二、做好引导执行和解的建议



检察机关如何灵活运用执行和解方法审查案件，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三者的有机结合是我们民行工作必须急待解决的问题，梅州市院制订出台了《梅州市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引导和解的指导意见》，解决了检察机关引导申诉和解应把握的条件和基本原则、适用案件类型、基本程序等问题，但在实践操作中，如何贯彻落实好执行和解制度，笔者认为，在法律层面及工作方法方面还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引导执行和解权。引导执行和解是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是对目前的抗诉、息诉为主要工作的补充，它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中的错误仍有通过法律程序得到纠正的机会，保证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更充分的维护了合法的民事权益。在办理案件中，实行执行和解，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化解执行难的问题，把构筑和谐社会与司法人文关怀结合起来，化解社会矛盾，把司法为民落到实处。因此，笔者认为应完善我国民事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执行和解的权利，并对检察机关在执行和解中的地位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操作性。
（二）、加强部门联系，携手做好执行和解工作。一是加强与法院联系。做好执行和解工作必须加强和法院的联系协调，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建立经常性的密切联系，对具体案件多交换意见，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机制障碍，共同做好当事人和解工作。特别是在落实和解协议工作上，应主动与法院执行局取得联系,发出督促当事人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意见函，请法院加强对当事人履行协议的督促，当事人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由法院书面回复检察院，从而使和解工作真正取得实效。二是加强与其他部门联系。注意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借助多方力量，形成和解合力，特别是对于“难缠”的当事人，通过与其亲戚朋友、街道领导、单位领导取得联系，请他们协助做工作，有效地减轻息诉和解工作的难度，缩短达成执行和解的时间。



(三)发挥自身优势，构建说理平台。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断推行法制宣传，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地位不断提高，当事人愿意到检察机关寻求司法救济；在这种环境下，当事人往往比较信服检察机关，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者，较为中立，容易接受进行执行和解的建议，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当事人互相揣测对方有关系网想法。因此我们要努力构建一个当事人满意的说理平台，从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出发来做好和解工作，摆正自己的位置，不使自己角色错位，不把自己混同于当事人，代替当事人谈判，也不把自己错误地混同于人民法院或人民调解组织，主持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在促成当事人执行和解过程中，民行部门要始终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坚持“自愿、公正”的和解原则，杜绝任何方式的威胁、恐吓、冷处理、压倒一边之类的做法，真正构建一个给当事人说理的平台，使和解工作在宽松融洽的气氛中进行。



（四）注重和解方式，力求化解矛盾。不服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而到检察院申诉的当事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心有怨言，性情浮燥，言辞偏激，而且对法律缺乏信心。面对这些申诉人，仅仅三言二语应付了事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更会损害检察官的执法形象。为此在办理案件中，不仅要了解案件当事人坚持要求抗诉和不愿履行裁判确定的义务所持态度和心理，寻找和解的切入点，还要努力在“三心”上狠下功夫、做足文章，为促成和解打基础。“三心”：即耐心，面对当事人，坚持“听得进、忍得住”，能仔细、不厌其烦地跟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以情悦人；公心，始终把公平、公正、平等作为基本法则，对双方当事人不偏不倚，坚持以理服人；诚心，坦诚对待当事人，与他们沟通情感，营造氛围，真心诚意地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用真诚和热情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对当事人的心情和处境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关照，并充分运用“换位思考法”、“案例引导法”、“亲情劝说法”、“利弊分析法”等方法，以拉近当事人的距离，解开他们的心理疙瘩和疑惑，赢得当事人的信赖。工作中，还要深入调查，掌握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不能单听一方诉说，在调解时有理有据，避免说话授人以柄，处于被动局面。对于一些当事人有和解的意向，但是因为拉不下脸不愿意先提出，承办人员就要充当和事佬，可以向双方当事人说明各自存在的过错，向申诉人说明法院裁判存在的错误之处及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从而促成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司法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前，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已是国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其社会危害性。
（一）司法腐败是对司法公正的致命残害。无论一国的立法水平何等高超，法律体系多么健全，如果司法公正萎靡，司法腐败嚣张，则法律形同虚设。所以说，司法腐败是对国家法制最严重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国家执法机关，其职责是运用国家法律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司法人员是具有特定身份的执法者，他们知法、懂法、用法，对法律规定及违法后应承担的责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然而，司法腐败正是借助司法这一特殊职权，打着执法的旗号牟取私利，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以合法的形式作掩护，利用法律空隙，想方设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司法腐败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承办案件中，只能服从法律，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腐败行为则会导致有法不依，偏袒放纵一方而限制约束另一方，使案件处理不公，造成冤假错案，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果是误导人们对司法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流传着“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案子没进门，两边都找人”的说法。
（三）司法腐败损害法律尊严和国家权威。腐败的最终结果是使社会处于不公正状态。有些司法人员包庇犯罪，为违法犯罪者通风报信，对正当的诉讼当事人索、拿、卡、要，这不仅阻碍了国家法制建设进程，也导致了司法环境的恶化。司法腐败冲破了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使人民群众获取保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民众不再相信司法机关，进而对国家法律失去信任和尊重，法律也将不能被普遍遵守，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更是无从谈起。司法腐败直接动摇着法律权威，而法律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石，若其被破坏，国家权威就受到威胁，社会将处于不稳定状态。
二、解决基层司法腐败的对策建议
人是一种理性动物，这种理性以利益为导向。当腐败风险小、所得利益大的时候，腐败就会有很大的诱惑力，腐败的机会就大；反之，若腐败风险大，腐败所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也大，且还会导致腐败者原有利益的损失时，权衡利弊，则腐败可能性就小。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阐述：“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去制约权力。” 腐败来源于权力滥用，要治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司法腐败问题，当然有待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及其他各种外部条件的改善。但是，从司法自身的角度来看，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还在于进一步加强对于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一）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要推进司法改革，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的“一府两院”的模式。如上所述，事实上法院不具有和地方政府相并列的地位，法院的财政权、人事权受制于政府，这在基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国家必须实行由中央政府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予以单独立项、单独调配，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人事安排、办案经费等方面的独立性，以摆脱司法机关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司法独立与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因为我国司法独立的构造是以国家权力和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党对司法的领导是最高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但不是具体的领导，更不是对具体案件的干预。司法独立在我国法治系统工程中主要指司法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尤其不能受党政领导人的个别干预 。
（二）重视并提高基层审判人员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司法权是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生杀予夺的国家权力，司法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和财产安全。因此，为了使司法权得到正确、合法、及时、有效的行使，司法人员必须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业务素质。首先，要建立严格的任用制，确保司法人员进入时即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即人格崇高、熟悉法律、精通业务；其次，要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着重加强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再次，要从担任法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和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律师中选任司法人员，充实司法队伍 ；最后，要完善对法官的惩戒机制，着重加大对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司法人员的惩戒。
（三）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待遇。这可以迫使司法人员在试图用司法权换取个人利益时，慎重考虑其得与失、成本与收益，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和廉洁的根本所在。司法的公正和廉洁是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保障和落实的。美国著名学者普朗克认为，这些制度应包括法官的终身制和退休制、固定和充足的收入、任职资格的要求、有限的司法豁免。为了保障司法官员严格执行法律、独立地审理案件，必须加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这种司法人员的保障是全方位的，既要有身份保障，又要有待遇保障。实行职业保障的目的在于免除司法官员受免职和调离等的威胁，使其能独立地依据法律进行审判或其他司法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
（四）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发挥监督效力。司法人员的人事应由地方块块管理变为条条垂直管理，其教育、选拔、任用的程序可参照中央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进行严格考察，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注重考察工作的实绩。通过深化司法队伍人事制度改革，健全相关制度，把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教育、监督三者有机联系起来，形成新的司法队伍人员考察监督机制和任免机制。
（五）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公开司法活动。监督是防范腐败、源头治腐最有效的措施。我们认为基层法院可以从四个方面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邀请人大代表协助案件调解，搭建主动接受监督的平台，增强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监督的有效性。二是聘请执法监督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执法监督员的组成要具有较全面的代表性。三是实行信访听证制度，出现信访人投诉且必要时，要适时举办信访听证会，可邀请政法委、法制委、效能办、信访局人员及信访人所在地人大代表作为特邀听证员，参与听证过程，分析信访原因，甄别案件公正与否，疏通监督渠道。四是改进院长接待日方式，加强院领导与当事人的沟通，便于当事人对审判或执行结果意见的直接诉说，有效根除缠诉缠访现象，确保每一起案件过程公开透明。
（六）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减少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查处不力、治“官”不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对发现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在处理上要严格，决不手软，决不袒护；要结合群众反映多的热点、难点问题，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人员，抓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

作者：苏佰林 李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