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民法典中人格权编的完善
2002 年《民法典草案》第四编评述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民法上的人格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对其生命、健康、姓名（或名称）、肖像、名誉、隐私、信用等各种人格利益所享有的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2002 年 12 月 23 日，全国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开始审议《民法典草案》，在该草案中采纳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观点，单设第四编“人格权法”，对人格权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该草案第一次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并为我国人格权立法确立了初步的框架。为了进一步推进民法法典化进程，本文就该草案的完善提出几点意见，供进一步讨论。
一、应当继续贯彻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基本思路
《民法典草案》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专编规定了“人格权法”。该编共设 7 章，内容涵盖一般规定、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信用权、隐私权。虽然该编仅有 29 项条文，但基本构建了人格权法的框架和体系，也表明立法者正式采纳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立法建议。应当看到，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对我国既有民事立法经验的总结，是对我国优良立法传统的继承。《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章（第五章）中单设了人身权利一节（第四节），这是一个重大的体系突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法通则》将人身权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相并列地作出规定，这在各国民事立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此种体系本身意味着我国民事立法已将人格权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并列，从而为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的独立成编提供了足够的历史根据。《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体系，是其他国家的民法典难以比拟的立法成果，是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先进的立法经验，也是为民法学者所普遍认可的科学体系。既然《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已经构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体系，并已经对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与民法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抛弃这种宝贵的经验。任何国家法制的发展都是长期实践积累的结果，法制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在制定我国民法典时，对于现行民事立法的宝贵经验，如果没有充足的正当的理由就不应当抛弃，相反应当继续加以保留和发扬。这就决定了《民法典草案》应当将人格权独立成编。
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对民法典体系的重要创新。在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立法模式中，无论是采用法国法的三编制体系还是德国法的五编制体系，人格权都没有独立成编。这种做法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看，人格权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现象。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故不能突出其作为基本民事权利的属性。在民法中与财产权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人格权作为民事主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的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如果人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的不同性质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
《民法典草案》第一次审议之后，2009 年我国颁行了《侵权责任法》，该法第 2 条在全面列举所保护的权利范围时，共列举了 18 项权利，其中近半数是人格权。由于该条将人格权置于财产权之前，因而也表明了对人格权保护的高度重视，具有价值宣示的功能。据此，不少学者认为，在人格权已经纳入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之后，似乎已没有太大的必要单独规定人格权。笔者认为，此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值得商榷。侵权法作为救济法，它是在受害人遭受侵害之后对遭受侵害的权益提供救济，其本身并不具有权利设定的功能 ；而人格权法作为权利法，其是确认公民、法人所享有的人格权及其权能的法律，其确认的各种权利都可以受到侵权法的保护。《侵权责任法》第 2 条列举了该法所保护的民事权利的类型，但不能因为人格权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就认定人格权法属于侵权责任法的组成部分。因为《侵权责任法》第 2 条所列举的权利范围十分宽泛，该条将所有的绝对权都列举出来，仅仅排除了债权。可见，除了债权之外，各类绝对权都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在第 2 条列举的 18 项权利中，不仅包括人格权和物权，还包括知识产权、继承权和股权等权利。这绝不意味着侵权责任法已经将具体规范各种绝对权的法律（如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继承法等）都纳入到了侵权法之中 ；更不意味着侵权责任法对这些权利提供了保护，就无须再有确认这些权利归属和内容的规范。否则，救济法就完全替代了权利法，侵权责任法将成为无所不包的法律，甚至替代了整个民法典，这不符合侵权法自身的定位。尤其应当看到，侵权责任法不能具体确认具体的人格权，也不能具体确认每一项具体人格权的权能，以及人格权的取得、变动规则。因此，侵权责任法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其不可能替代人格权法，我国《侵权责任法》的颁行虽然强化了对人格权的保护，但这丝毫不应影响人格权法的制定和颁行。相反，为了配合《侵权责任法》共同实现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应当制定独立的人格权法。
单独设立人格权编，即使是宣言式的规则而非裁判规则，在法律上也是有意义的。通过人格权制度具体列举公民、法人所具体享有的各项人格权，可以起到权利宣示的作用。这对于强化人格权的保护十分必要。在民法典中直接列举各种人格权，确认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不仅使侵权责任法明确了保护的权利对象，而且通过列举的方式，可以使广大公民明确其应享有的并应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这种功能是侵权责任法难以企及的。1986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之所以受到国内的广泛好评，被称为权利宣言，乃是因为它通过列举各项民事权利包括列举了人格权。该法对人格权的列举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如果在民法中再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进一步对人格权予以全面的确认与保护，并确认民事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赋予个人享有一项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武器，将使公民在重新审视自己价值的同时，认真尊重他人的权利。[1]这必将对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重大的、积极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法系国家没有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可以通过宪法的扩张适用而保护人格权，但在我国目前，宪法不具有可司法性，只能通过民法等法律的具体化的方式才能将基本权利在裁判中加以保护，因而，只有完善民法中的人格权制度，才可以将宪法中列举的各项基本权利以及人权保障条款加以具体化、明确化，从而受到司法的充分保护。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通过民事立法将一些基本权利具体化为民事权利，从而为司法机关的裁判以及行政机关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就人格权而言，这就意味着对人格权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人格权法立法过程中，应当对一些基本权利进行分析，对于能够具体化为民事权利的，应当通过设定具体人格权对其加以确认和保护 ；对于暂时不能具体化为民事权利的基本权利，则可以通过人格权的一般条款予以保护，从而为未来人格权的发展预留空间。从世界范围看，人格权都属于民法中的新生权利，并且是一项具有广阔前景的民事法律制度。加强和完善人格权法律制度，代表了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所以，《民法典草案》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也符合民法的发展趋势。
然而，《民法典草案》将人格权法规定在第四编，而不是置于各编之首，这在体系上不无商榷之处。当时草案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受到了 1986 年《民法通则》立法体例的影响。《民法通则》第五章系“民事权利”，按照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的先后顺序规定的。人身权是在第四节规定的，因此，在草案中也居于第四编。在今天看来，《民法通则》的此种体系设计是值得检讨的。因为：一方面，人格权是各项权利之首，是所有民事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当置于各项权利之首。从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关系看，人格权本身是获得财产的前提，当生命、健康、自由都无法得到充分保护的时候，即使拥有万贯家财又有何用？所以，在民法中，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人格完整应该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所以，在《民法典草案》中应当将人格权编置于分则之首位。另一方面，在民法中，历来存在着人法优于物法的精神，这本身是民法人文关怀的基本体现，也体现了民法对人的关爱，因此，在《民法典草案》分则中首先规定人格权，也有利于弘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有鉴于此，有必要将人格权法置于物权、债权之前。从向社会的权利宣示角度看，法律文本对权利顺序的安排，将直接影响人们对各项权利的充分理解。根据此种思路，我们也有必要对草案第一章第 2 条关于调整对象的表述予以修改。具体而言，应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修改为“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二、构建《民法典草案》第四编体系的基本思路
在我国，尽管《民法通则》已经规定了一些具体人格权，包括 ：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婚姻自主权。但从整体上看，《民法通则》并没有构成完整的人格权法体系 ：一是具体人格权的规定较为简略，已经列举的人格权并不完备，一些比较重要且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具体人格权，如隐私权、身体权，没有体现在立法中。二是欠缺一般人格权的规定。《民法通则》是以列举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方式实现对人格权的保护的，这难以适应对不断涌现的各种新类型的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需求。通过人格权法的单独成编，构建以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为内容的人格权法体系，将实践中各种已经较为成熟而且应当上升为权利的各种具体人格权作出全面的列举和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在规定人格权时也应当对各种人格权的内容、行使方式、对他人妨害权利行使的排除等作出规定。
1. 权利的类型化要符合总分结构的逻辑要求。2002 年《民法典草案》设置了“一般规定”一章，该规定主要是发挥总则的功能，是各分则的基础。但在目前的草案中，一些规定与后面章节规定的人格权相似，确立的是具体的人格权利益，而不是一般的规定。例如，该章第 6 条规定的“死者人格利益”在地位上与生命健康权、姓名权等具体人格权属同一个层次。其是一项人格利益，而不是一项权利，更不能放在总则。该草案设置一般规定，就表明其采纳了总分结构，按照这一结构实现法律的体系化。但是，目前的草案对体系化思想贯彻的还不够彻底。该体系按照“总—分”结合的模式，分别规定了人格权总则和各种具体人格权。该草案总结了《民法通则》及司法实践审判经验，凡是《民法通则》和司法解释中确立的比较切实可行、符合中国国情、且比较成熟稳定的，都尽可能地在法典中予以保留。
《民法典草案》总则主要应当规定人格权法的基本规则，其主要规定普遍适用于各类具体人格权的行使、保护等基本规则，笔者认为，人格权法总则主要应当规定如下内容 ：第一，人格权法的基本原则。例如，人格权法定原则、人格尊严维护原则、人格权优先保护等原则，人格权法中对此需要加以规定，以作为人格权法立法的指导。第二，人格权商品化。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对人格权中财产利益的应用，人格权的商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格权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必要结果，也是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需要设置相应法律规则予以规范。例如，人格权中的财产价值能否继承的问题，这是人格权法和继承法都尚未解决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对死者人格利益有必要区分其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对于精神性的人格利益来说，随着权利人的死亡，主体资格已经不复存在，精神性利益也随之消失，法律延伸保护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需要 ；而死者人格中的财产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可以由生者继承，这就需要人格权法与继承法对此加以规定。关于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规定，可能存在两种立法模式 ：一是在人格权法中单章规定人格权商品化的相关问题。二是在相关具体人格权中设计具体的条文分散规定。笔者认为，集中规定的立法模式更加简约，也有助于避免分散规定可能带来的体系冲突。但由于人格权商品化适用于多种人格权制度，如名称权、肖像权等，不宜规定在人格权的分则中，而应当在人格权编的总则中予以规定。第三，人格权的行使。由于人格权在性质上具有特殊性，在人格权行使过程中也会有相应的特殊法律规则，例如，生命健康权不得抛弃等，人格权编也需要对其加以规定。再如，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等，在法律上有必要对于人格权作出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规则不能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而只能由人格权法加以规定。如对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人格权权利不得滥用、人格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等。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格权法的独立成编，也可以起到和侵权责任法相互配合的作用。第四，人格权的冲突及解决，现实生活中民事主体之间的人格权以及人格权与其他民事之间可能会发生的冲突，对其解决规则也需要加以规定。人格权在行使过程中，常常会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格权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在对其进行确认、保护、行使的过程中，可能会与既有的权利发生冲突，如实践中常见的人格权与财产权、隐私与新闻自由、名誉权与舆论监督等权利的冲突。人格权在行使过程中，有可能会与公权力的行使发生冲突。[2]人格权编有必要确立人格权冲突的解决规则，这些规则有必要在总则中予以规定。第五，人格权的保护。其主要是人格权请求权，在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权利人需要享有相应的人格权请求权。所谓人格权请求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在其人格权受到侵害、妨害或者有妨害之虞时，有权向加害人或者人民法院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预防损害、恢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人格权请求权是基于人格权而产生的权利，但它不是人格权的本身，而是人格权在遭受侵害以后的一种救济方式。法律规定的侵害人格权以后所产生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形式是由人格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所决定的。人格权请求权本身是人格权的效力的体现。[3]它是对人格权的主要保护方式，因此，有必要在总则中加以规定。
2. 以人格权类型化为体系构建的基础。日本松尾弘教授认为，近代民法典的体系，就是权利体系。[4]“民法是作为权利的体系而被构建的”[5]，而这一点在人格权法体系构建中尤为重要。人格权法需要将人们享有的各种人格利益作类型化区分，便于权利人认识、行使和维护这些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格权法的体系就是一个关于“人格权利”的体系。因此，人格权立法工作的核心是将人格利益类型化，并将其中的部分人格利益确认为人格权。在权利类型化方面，《民法典草案》有三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其将生命健康权置于各项具体个人权之首，宣示了“生命健康权”是最高法益的理念，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精神。第二，其在《民法通则》基础上新增了信用权、隐私权两项权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具体人格权的内容。2009 年的《侵权责任法》受该草案影响，在第 2 条列举各项权利时在法律上确认了隐私权，从而在立法上发展了我国人格权体系。第三，关于权利内容的列举较为详尽。例如，隐私权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对隐私内容的规定是比较充分的，反映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但是，人格权的类型仍不够完整。例如，个人信息使用权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再如，《民法典草案》也没有关于人身自由权的规定，使其内容受到限制。这些有益经验都有必要继续保持。
3. 根据一般人格权构建具体人格权体系。一般人格权是相对于具体人格权而言的，是指以人格尊严、人格平等、人身自由为内容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权利集合性特点的权利。一般人格权又包括法定的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一些人格利益，法律之所以要将这些具体的人格利益上升为一般人格权，是需要通过一般人格权的设定形成兜底条款，将为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需要法律保护的新型人格利益上升为独立的权利形态提供充分的空间，并经法官的公平裁量使之类型化，上升为法律保护的权利，形成一种开放的人格权法体系，不断扩大人格权保障的范围。[6]在《民法典草案》中，并没有关于一般人格权（das a11gemeine Personlichkeitsrecht）的规定。这有可能导致以下问题：第一，我国具有成文法的传统，民事权利需要有成文法的依据。但人格权的种类和范围是不断发展的，一旦出现了新的需要强化保护的人格利益，如果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则可能影响这些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第二，这可能影响到成文法体系化构建的重要工具价值。[7]笔者认为，应当规定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及其效力，可以通过为人格权设定一项兜底条款的方式，为人格权的开放性预留一定的空间。由于一般人格权具有开放性，具有兜底条款的作用，而且是具体人格权产生的基础，所以，它不应当置于分则部分与具体人格权并列规定。因此，从人格权体系看，具体人格权要置于分则之中规定的话，一般人格权就应当置于总则之中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此类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对于实践中已经成熟的一些经验需要及时总结，而对于一些短期内难以达成社会共识的问题，则需要在法律中为其预留一定的空间或者对其进行有限的法律保护。
三、《民法典草案》第四编需要重点确认三类权利
《民法典草案》第四编规定了各类具体的人格权，主要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信用权、隐私权。该草案公布之后，就荣誉权是否应当规定，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荣誉权也可以包括在名誉权之中，根据有的学者的考证，荣誉权很可能是在翻译前苏联教科书时翻译误差的产物，即把俄语中的“名誉（репутацию）”一词错误地翻译成了我们汉语中的“荣誉”[8]。因为荣誉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名誉的特殊形态，与一般名誉没有本质差别，可以将荣誉包括在名誉中。[9]尽管《民法通则》在人身权一节中规定了荣誉权，但我们不能从中看出其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利。笔者认为，如果强调人格权的与生俱来的特点，那么荣誉权只能是身份权，因为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荣誉权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专属性，也就是说，公民、法人所享有的荣誉是不可转让给他人的，荣誉只能授予特定的主体，所以，它是不能转让的。在这一点上，也具有人格权的特点。但是，从荣誉权的主要特点看，笔者认为，它仍然属于身份权。因为荣誉不是社会给予每个公民和法人的社会评价，而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等给予公民或法人的一种特殊的美名或称号。如国家为了表彰公民对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授予其“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称号，社会组织根据公民某一方面的卓越成就，授予其“百花奖”等。荣誉不是社会给予每个公民或法人的评价，而是授予在各项社会活动中成绩卓越和有特殊贡献的公民或法人的，因而荣誉权并非每个公民或法人都享有的。尤其是荣誉权的取得有赖于主体实施一定的行为，做出一定的成绩，可见，它不是公民与生俱来和法人成立后就应依法享有的。因此，荣誉权不是主体所固有的、始终为主体享有的人格权，而是一种身份权。
笔者认为，在我国人格权法中，在进一步完善总则以及现有法律规定的各项具体人格权的同时，应当对以下四类人格权加以重点规定 ：
(一）隐私权
《民法典草案》第四编第七章专门规定了隐私权。就隐私的内涵，规定了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在该章中特别突出了住宅、通信秘密和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并设置了三项条款对之加以规定。笔者认为，隐私是指自然人免于外界公开和干扰的私人秘密和私生活安宁的状态。在未来民法典中应当重点确认以下六项隐私的内容 ：一是私人生活安宁权。自然人的生活安定和宁静也叫做生活安宁权，就是个人有权对他们的生活安宁享有一种权利，并且有权排斥他人对他正常生活的骚扰，对这样一种权利的侵害也是对隐私的侵害。二是个人生活秘密权。个人生活秘密是个人的重要隐私，它包括个人的经历、恋爱史、疾病史等，这些隐私非经本人的同意，不得非法披露。私密信息涵盖的范围很宽泛，包括了个人的生理信息、身体隐私、健康隐私、财产隐私、家庭隐私、谈话隐私、基因隐私、个人电话号码等。每个人无论地位高低，哪怕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私密信息，无论这些秘密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其私人生活秘密都应当受到保护。三是家庭生活隐私权。家庭生活隐私是以家族关系、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隐私，具体包括家庭成员的情况、婚姻状况（如离婚史等）、是否为过继、父母子女关系及夫妻关系是否和睦、个人情感生活、订婚的消息等，这些都属于家庭隐私的范畴。四是通讯秘密权。自然人的通讯秘密不受侵害，通讯秘密包括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电报等各种通讯中的秘密。禁止采取窃听、搜查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通讯秘密。五是私人空间隐私权。私人空间是指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六是私人活动的自主决定权。自主决定，就是指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私人事务等方面的自由。隐私不仅是指消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它还包括了权利人自主决定自己的隐私，对影响进行积极利用的权能。需要指出的是，保护隐私权的目的虽然在两大法系有不同的解读，但大陆法系一般认为保护隐私权就是为了保护人格尊严。[10]
(二）个人信息权
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包括个人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各方面的信息。在《民法典草案》第四编中，也用一项条款规定了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但其是置于隐私权中规定的。应当承认，个人信息和隐私确有密切关联。一方面，个人资料具有一定程度的私密性，很多个人信息都是人们不愿对外公布的私人信息，是个人不愿他人介入的私人空间，不论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都体现了一种人格利益。[11]另一方面，从侵害个人信息的表现形式看，侵害个人信息权，多数也采用披露个人信息方式，从而与侵害隐私权非常类似。但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不能与隐私等同，体现为 ：第一，个人信息虽可能与隐私部分重合，但其都以信息的形式表现出来，尤其是其许多内容不一定是私密的。例如，社会生活中个人姓名信息、个人身份证信息、电话号码信息的搜集和公开牵涉到社会交往和公共管理需要，是必须在一定范围内为社会特定人或者不特定人所周知的。这些个人信息显然难以归入到隐私权的范畴。[12]第二，隐私权主要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格权，而个人信息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综合性的权利，财产价值较为明显。第三，隐私权具有变动性，通常只有在权利遭受侵害时才能由权利人进行主张。而个人信息权的权利人除了被动防御第三人的侵害之外，还可以对其进行积极利用。第四，权利内容不同。隐私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了维护个人的私生活安宁、个人私密不被公开、个人私生活自主决定等，而个人信息主要是指对个人信息的支配和自主决定。[13]从内容上看，隐私权制度的重心在于防范个人的秘密不被披露，而并不在于保护这种秘密的控制与利用，这就产生了个人资料决定权。第五，通常来说，隐私权更多的是一种不受他人侵害的消极防御权利，即权利人在受到侵害时可要求停止侵害或者排除妨碍，而个人信息权则包含要求更新、更正等救济方式。
笔者认为，在未来民法典中规定个人信息权，不仅是要宣示其作为人格权、民事权利的属性，更要确认该权利的内容、权利的行使、对权利侵害的禁止以及权利的特殊保护。在人格权法中确认个人信息权，也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之类的单行法律确立了保护的基础，这些单行法都可以在人格权法关于个人信息权规定的基础上进行展开。而确认个人信息的权利作为一种人格权，在该种权利受到侵害之后，就可以纳入私权的保护体系之中，这种管理将更为有效地保护个人的信息权。而维护个人信息权，从实质目的上看也是出于对人格尊严的维护。
(三）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给人类的交往和信息获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方便，也促进了社会的巨大变化。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近五亿网民、四千多万博客。如此众多的网民，在促进社会发展、传递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利用网络披露他人隐私、毁损他人名誉等行为也是大量存在的。应当看到，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并非新类型的人格权，因为与既有的人格权类型相比较，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客体。但是，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又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之中单独加以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 ：第一，人格利益保护的特殊性。一些人格利益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显得特别重要 ；在现实世界中有关个人的一些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非能够作为个人的重要隐私，但在网络环境下却可能成为核心隐私，一旦被披露，就可能对个人造成重大侵害，甚至可能危及个人的人身安全。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以及受众的无限性导致的。在网络环境下，人格利益的范围较之前任何时代都有所拓宽，例如，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声音、肢体语言、形体动作，甚至可被利用的个人偏好信息，一些商业网站通过收集、利用个人偏好信息从事个体所不期待的用途。在网络环境下，因为网络复制、传播的途径简单、快捷，使得人格权的侵害变得更加容易。第二，损害的易发性。在网络环境中，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十分容易发生，例如，网络上随意剽窃他人文章，比现实世界中更为容易 ；发布针对他人的诽谤行为或者侵害他人隐私的言论，很容易完成，这类言论特别是在论坛、微博等平台中很容易发表，发表后又很容易得到他人的围观、评论和传播。[14]第三，网络环境中更应当注重人格权保护与信息传播自由之间的平衡。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自由以及满足公民知情权变得非常重要。公民有在网络发布言论的自由，实现信息的自由传播，但是，一旦发布了侮辱、诽谤等言论，就会造成侵犯他人权利的严重后果，甚至并非出自故意而只是出于轻微疏忽的不实言论，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第四，责任主体的特殊性。一方面，网络侵权主体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特殊主体也要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当然，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应当有所区别。尤其是法律上应当特别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义务，要求其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和扩大。在人格权法中也可以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将其设定为一种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定情形下有采取积极行为的义务，这是以人格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法律义务。第五，责任方式的特殊性。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具有快速性和广泛性，一旦损害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故预防损害的发生和扩散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应当更多地适用停止侵害等责任方式。[15]总之，笔者认为，面对网络这种新型的媒体，立法应当对其加以规范。通过在法律上设置相应的规则，可以更充分地实现人格权的保护，救济受害人。正是因为上述特点，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中对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作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
(四）弱势群体人格权的特殊保护
《民法通则》以两项条文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进行了宣示。[16]在《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起草过程中，对是否应当具体列举特殊的弱势群体人格权的特殊保护规则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民法典对人格权的规定，应当是对所有民事主体或者自然人的规定，而不应仅适用于特定群体。更何况《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等已经就此进行了规定。所以，在民法典中没有必要加以重复。
笔者认为，从民法的发展看，当代民法典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从重视形式平等向逐渐开始重视实质平等转化。为了进一步保障人权，实现实质平等，法律应当对特殊群体的人格权给予特殊的保护。例如，我国于 2007 年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该公约中具体列举了残疾人享有的各项人格权，其中一些表述与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17 条将身体权表述为“身心完整性”的权利，这些规定与现行法关于身体权的表述不完全一致，其范围更为宽泛，有利于实行更为全面的保护。因此，从保障人权的需要考虑，法律上有必要对于特殊群体人格权作出特别的规定。尽管对于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人格权原则上应当由特别法予以规定，在人格权法中有必要对这些特殊群体的人格权的倾斜保护作出宣示性的规定，有利于增强人们关爱、关注弱势群体的人格权保护，尊重其人格尊严，同时，也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中宣示对这些弱势群体的人格权进行倾斜保护。尤其是我国特别法中对弱势群体权利的规定，其性质上更多的是社会权利或者公法上的权利，其对应的是国家或者社会的给付义务，受到损害也无法引发民事责任 ；而民法典中对相关权利的规定，则是对私权的规定。在民法典中对弱势群体人格权进行原则规定的情况下，如果特别法没有相应的规范，当事人可以通过民法典的规定获得民法上的救济。
四、结 语
我国民法法典化进程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已经陆续出台。下一步应当集中精力推动人格权法的制定。在此基础上，民法的最终法典化就指日可待。当前，我们对人格权立法以及其对未来民法典的重要意义，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民法典草案》公布之后，学界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深入讨论，为立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司法实践活动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理论储备和实践经验都较充分的背景下，有必要尽快重启人格权法的立法工作。制定一部人格权法，不仅将有力地助推民法典的出台，也能够切实落实我国宪法中的人权保障条款，弘扬人格尊严及其保护的精神，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的理念，并将为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人格权纠纷提供全面的裁判依据。
注释:
[1] 参见李丽慧 ：《浅议人格权在民法典中能否独立成编》，《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
[2] Richard C. Turkington & Anita L. Allen, Privacy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West Group, 1999, p.2.
[3] 参见马俊驹、张翔 ：《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及其立法体例》，《法学研究》2004 年第 6 期。
[4] 参见松尾弘 ：《民法的体系》（第 4 版），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页。
[5] 大村敦志 ：《民法总论》，江溯、张立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 页。
[6] 参见薛军 ：《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人格权立法》，《法商研究》2004 年第 4 期。
[7] 参见王利明 ：《中国民事立法体系化之路径》，《法学研究》2008 年第 6 期。
[8] 王竹等 ：《人格权法立法展望》，载陈小君主编 ：《私法研究》（第 10 卷），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8 页。
[9] 参见张新宝 ：《中国侵权行为法》（第 2 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6 页。
[10] James Q. Whitman, 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 Dignity Versus Liberty, Yale Law Journal, April, 2004.
[11] 参见张新宝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保护》，《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 年第 5 期。
[12] 参见齐爱民 ：《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8 页。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毛两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文本并做好执行准备的通知
国务院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毛两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文本并做好执行准备的通知
国务院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各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海洋石油税务管理局各分局：
我国政府与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议定书，已于1994年8月1日在北京正式签署。该协定和议定书还有待双方完成法律程序后生效执行。现将协定及议定书文本印发你局，请做好执行前的准备工作。
附：中毛两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或其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所有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对全部所得或某项所得征收的税收，包括对来自转让动产或不动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增值征收的税收，应视为对所得征收的税收。
三、本协定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1、个人所得税；
2、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3、地方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在毛里求斯共和国：
所得税。
（以下简称“毛里求斯税收”）
四、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征收的属于增加或者代替第三款所列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出的实质变动，在其变动后的适当时间内通知对方。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实施有关中国税收法律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勘探和开发海底和底土资源以及海底以上水域资源的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二）“毛里求斯”一语是指毛里求斯共和国，并且包括：
1、根据毛里求斯法律构成毛里求斯的所有领土和岛屿；
2、毛里求斯领海；以及
3、根据国际法和按照毛里求斯法律，毛里求斯对海洋、海底、底土及其自然资源实施权利的已经或以后可能标明的领海以外的区域，包括大陆架；
（三）“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的用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或者毛里求斯；
（四）“税收”一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税收或者毛里求斯税收；
（五）“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其他团体以及按照缔约国任何一方现行税法视为应纳税单位的任何实体；
（六）“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七）“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八）“国民”一语是指：
1、在中国，所有具有中国国籍的个人和所有按照中国法律建立或者组织的法人，以及所有在税收上视同按照中国法律建立或者组织成法人的非法人团体；
2、在毛里求斯，所有作为毛里求斯公民的个人以及所有按照毛里求斯法律取得其地位的法人、合伙企业、团体或其它实体；
（九）“国际运输”一语是指缔约国一方居民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
（十）“主管当局”一语，在中国方面是指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代表；在毛里求斯方面是指所得税局局长或其授权的代表。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时，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应当具有该缔约国适用于本协定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第四条 居 民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总机构所在地或者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它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缔约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所在缔约国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国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是其国民所属缔约国的居民；
（四）如果其同时是缔约国双方的国民，或者不是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以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应认为是其总机构或者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的居民。然而，如果该人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实际管理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设有总机构，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该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
第五条 常设机构
一、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
（六）与为他人提供储存设施的人有关的仓库；
（七）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八）农场或种植园。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但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十二个月以上的为限；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者雇用的其他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为同一个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提供的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仅以在任何二十四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十二个月的为限。
四、虽有以上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作广告、提供情报、科学研究或者具有准备性或辅助性的类似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规定的独立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通过固
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的规定，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
七、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
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它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第三款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
于该常设机构。
三、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或者其它任何地方。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规定并不妨碍该缔约国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纳税的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第一款至第五款中，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有本协定其它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它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 海运和空运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所取得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二、第一款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利润。
第九条 联属企业
一、当：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些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将缔约国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而这部分利润本应由该缔约国一方企业取得的，包括在该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内，并且加以征税时，如果这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该缔约国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加以调整，在确定上述调整时，
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注意，如有必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第十条 股 息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百分之五。
本款规定，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公司利润税。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它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
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收任何税收。但支付给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对于该公司的未分配的利润，即使支付的股
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也不得征收任何税收。
第十一条 利 息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为缔约国另一方政府、地方当局及其中央银行或者完全为其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取得的利息；或者经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协商同意的其它金融机构取得的利息；或者为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取得的利息，其债权是由该缔约国另一方政府、地方
当局及其中央银行或者完全为其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或者经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协商同意的其它金融机构间接提供资金的，应在该缔约国一方免税。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由于延期支付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
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其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该利息，上述利息
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所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
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者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
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
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其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
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情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
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缔约国一方居民企业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四、转让一个公司财产股份的股票取得的收益，该公司的财产又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五、转让第一款至第四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它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征税。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它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或者
（二）在任何十二个月中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一百八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缔约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五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任何十二个月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三、虽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缔约国一方居民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第十六条 董 事 费
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它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归属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他人，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家或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按照缔约国双方政府、地方当局，或者完全或主要由政府资助的机构间的文化交流计划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应予免税。
第十八条 退 休 金
一、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按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共福利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款项，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九条 政府服务
一、（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对履行政府职责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1、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或者
2、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支付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的，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服务取得的报酬和退休金。
第二十条 教师和研究人员
任何个人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主要是为了在该缔约国一方的大学、学院、学校或为该缔约国一方政府承认的教育机构或科研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由于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报酬，该缔约国一方应自其
第一次到达之日起，两年内免予征税。
第二十一条 学生和实习人员
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或者培训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收到或取得的下列款项或所得，该缔约国一方应免予征税：
（一）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学习、研究或培训的目的，从该缔约国一方境外取得的款项；
（二）政府或科学、教育、文化机构或其他免税组织给予的助学金、奖学金或奖金；
（三）在该缔约国一方从事个人劳务的所得。
第二十二条 其它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它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
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一、在中国，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中国居民从毛里求斯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毛里求斯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额。
（二）从毛里求斯取得的所得是毛里求斯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股息，同时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支付股息的利润缴纳的毛里求斯税收。
二、在毛里求斯，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毛里求斯居民从中国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中国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毛里求斯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毛里求斯税法和规章计算的毛里求斯税收数额。
（二）从中国取得的所得是中国居民公司支付给毛里求斯居民公司的股息，同时该毛里求斯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支付股息的利润缴纳的中国税收。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在缔约国一方缴纳的税额，应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给予减税、免税或其它税收优惠而本应缴纳的税额。
第二十四条 无差别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定，本款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该缔约国另一方对其本国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该缔约国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除适用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它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同样予以扣除。
四、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它同类企业的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五、在本条中，“税收”一语是指各种税收。
第二十五条 协商程序
一、当一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可以提交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
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六条 情报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为实施本协定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或缔约国双方关于本协定所涉及的税种的国内法律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特别是防止偷漏税的情报。情报交换不受第一条的限制。缔约国一方收到的情报应作密件处理，
仅应告知与本协定所含税种有关的查定、征收、执行、起诉或裁决上诉有关的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情报，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公开有关情报。
二、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情报；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贸易过程的情报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情报。
第二十七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规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八条 生 效
本协定在缔约国双方交换外交照会确认已履行为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的法律程序之日起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本协定应有效：
（一）在中国，对自本协定生效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二）在毛里求斯，对自本协定生效之日后七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所得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九条 终 止
本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满五年后任何历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应停止有效：
（一）在中国，终止通知发出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二）在毛里求斯，终止通知发出年度的次年七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所得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 月 日在 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议定书
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时，双方同意下列规定应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关于第八条，毛里求斯居民企业以船舶或飞机从事国际运输取得的来源于中国的收入，应在中国免予征收营业税；中国居民企业以船舶或飞机从事国际运输取得的来源于毛里求斯的收入，应在毛里求斯免予征收毛里求斯可能征收的任何类似中国的营业税的税收。
本议定书于一九九四年 月 日在 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1994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