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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２２号）

　　《山东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已于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经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保障农村居民身心健康，保护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是指农村居民人人享有的、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第三条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坚持政府组织、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任务是：
　　（一）建立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为农村居民提供方便、质优、价格合理的卫生服务；
　　（二）建立并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等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农村卫生基本设施，开展农村改水、改厕和垃圾处理工作，创造清洁卫生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四）加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促进农村居民养成科学的卫生习惯；
　　（五）加强对农村公共卫生、药品以及与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督，普及食品卫生和营养知识，改善农村居民营养状况；
　　（六）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降低农村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病的发病率；
　　（七）落实妇幼保健和生殖健康措施，开展婚前医学检查、产前诊断和遗传病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降低孕产妇、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农村出生人口素质：
　　（八）充分开发中医药资源，发挥中医药的特点与优势，提高农村中医药服务水平。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将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省人民政府制定全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规划，市、县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方案，落实人力、物力、财力等保障措施。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长幅度不低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
　　鼓励单位和个人捐助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事业。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综合管理、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计划、财政、教育、农业、水利、民政、建设、环保、药品监督、计划生育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第二章　农村卫生机构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强化公共卫生管理职能，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调整农村卫生机构布局，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完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功能。
　　鼓励和支持兴办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卫生机构。
　　第九条　县级卫生机构按照职能分工承担区域内农村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基层转诊、急救以及对基层卫生人员的培训及业务指导职责。
　　每个乡（镇）应当设置一所由政府举办的卫生院，其人员、业务、经费等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职责管理。乡（镇）卫生院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提供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康复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服务，负责对村卫生室的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
　　每个行政村可以设置一所村卫生室。村卫生室主要由村民委员会或者乡（镇）卫生院举办。村卫生室承担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健康教育、残疾人康复、计划生育等工作，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治和转诊服务。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城市卫生机构支援农村卫生工作的制度，完善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鼓励县、乡、村三级卫生机构开展纵向业务合作，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的整体功能。
　　实行和规范农村卫生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也可由乡（镇）卫生院为村卫生室统一代购药品，确保农村居民用药安全、价格合理。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政府举办的农村卫生机构的预防保健、基本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和人员培训的经费予以重点补助，改善农村卫生机构的设施和装备水平。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财政应当根据财力情况，对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给予补助。
　　第十二条　县级财政应当根据国家确定的农村公共卫生基本项目，安排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
　　县级财政对乡（镇）卫生院的预防保健人员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全额拨付，其他在职人员按照省有关规定拨付。

　　第三章　农村卫生技术人员

　　第十三条　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经执业注册后，方可在规定的卫生机构中从事医疗卫生技术服务。
　　新进入农村卫生机构从事医疗卫生技术服务的人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执业资格。
　　第十四条　鼓励乡村医生通过考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或者执业医师资格，逐步完成由乡村医生向执业医师系列的过渡。
　　对尚未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或者执业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的管理，依照《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执行。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发展成人教育，加强对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的培养。
　　第十六条　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应当树立敬业精神，提高业务素质，遵守职业道德和技术规范，认真履行职责。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鼓励并组织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对到农村卫生机构工作的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以及长期工作在农村卫生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在专业技术职务、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四章　农村医疗保障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
　　第十九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当坚持先行试点、逐步推开、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收定支、保障适度的原则。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组织农村居民积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二十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统筹，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兼顾小额费用补助，主要用于补助大额医疗费用或者住院医疗费用。　　　
　　第二十一条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县（市、区）农村居民以户为单位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每人每年交费标准不低于十元。省、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给予每人每年总额不低于十元的补助，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具体补助标准和资金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予适当扶持。
　　第二十二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必须在银行设立专用账户，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
　　第二十三条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领导，成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业务管理。　　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经办机构的人员和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提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必须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应当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具体收支、使用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开，保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参与、知情和监督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成立由相关部门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代表共同组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定期检查、监督基金使用和管理情况。
　　村民委员会应当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支付情况作为村务公开的重要内容之一，至少每季度张榜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对农村五保户、贫困家庭等弱势群体给予医疗救助。医疗救助形式包括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或者资助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二十六条　医疗救助资金通过政府投入和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筹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行农村儿童计划免疫保偿制度和妇幼保健保偿制度，设立母婴保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加强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做好妇女儿童保健、人才培训、技术推广、科学研究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等工作。

　　第五章　公共卫生与健康促进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改水、改厕、垃圾处理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纳入村镇建设规划，并给予经费支持。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水利部门应当将农村饮用水工作纳入水利工作总体规划，确保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卫生。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做好改水工作的卫生技术指导。
　　第三十条　农村新建改建学校、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并同时设计、修建卫生厕所。
　　鼓励和指导农村居民在新建改建住房时同时修建卫生厕所。
　　原有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厕所应当逐步加以改造。
　　第三十一条　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落实改水、改厕的规划实施；开展改水、改厕新技术的交流、推广，负责农村环境卫生的综合监督指导。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农村环境污染，推行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和综合利用，开展除害灭病工作。
　　第三十三条　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做好农村环境状况和室内居住环境的监测和评价，加强对工矿企业污染、农作物农药残留、农产品安全性检测和农村饮用水源的监督管理，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第三十四条　农业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高毒农药和剧毒杀鼠剂的管理以及对人畜共患疾病的预防控制，加快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避免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农产品流入市场。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引导农村居民健康消费，倡导科学文明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开展健身活动，增强农村居民卫生防病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
　　第三十六条　各级各类卫生机构应当将健康教育纳入卫生服务全过程，做好健康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内容，在农村中小学校普遍开设健康教育课。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公益宣传。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参与农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增加的卫生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包括用于农村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妇幼保健、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农村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破坏农村卫生机构设施，侵犯农村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合法权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一）擅自设立农村卫生机构的；
　　（二）非卫生技术人员在卫生技术岗位上从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
　　（三）农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未经执业注册，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没有定期向社会公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具体收支、使用情况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侵占、挪用、贪污本条例规定的各类资金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关于“一国两制”的法哲学思考

2000年10月30日 09:39 西南政法大学 文正邦

随着香港、澳门的陆续回归以及海峡两岸统一大势的不可抗逆，一种罕见的政治法律现象就将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为“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必然导致“一国两法”（一国之内两种社会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和出现多个法域（祖国大陆主法域及我国香港、澳门等辅法域）的奇特法制体系的建立和形成。它的基本构架是：以宪法为龙头，以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纽带，以社会主义法为主干，以上述特区的资本主义法为支干，并以它们彼此相互间的区际冲突法为胶合剂的，两种性质的法律相得益彰，各法域共促共生的，多层次、多色调、多板块，结构复杂，内容和形式异常丰富多彩的法制体系。这在中外法制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对它的深入研究不仅将大大地丰富和更新我们的政治和法学理论、而且将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创新，从而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本文愿试作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究，以期能有助于中国法制发展的这一跨世纪战略任务的解决。

一、“一国两制”的法律意义和特征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本国的部分地区实行不同于国家主体部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我国台湾问题，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所提出和制定的一项重大国策，它已以特定的方式载入了我国宪法。1982年我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而且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已使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1984年12月19日和1987年4月13日中英两国政府和中葡两国政府分别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各自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并在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而使“一国两制”的重大国策得以制度化、规范化，赋予了它以更加充分而深厚的法律依据和意义，使其具有合宪性、合法性和稳定性。尽管在香港、澳门回归过渡时期，也可能出现一些干扰其平稳过渡的阻力，但只要我们严格依法办事，就可以有理、有利、有力地推进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由此可见，“一国两制”的确定和实施，必须具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和保证，而且也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和法制的形式，才能建立起祖国大陆与我国港、澳不同的社会制度地区间的稳定联系，并妥善解决其间发生的某些纠纷和矛盾。“一国两制”既涉及到国体，又涉及到国家结构和政体，既涉及到我国的经济制度也涉及到我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法与国家，法律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法制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广义的政治制度就包括了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稳定建立和发展，也离不开法律。因此，“一国两制”的确立和实施，必然会引起我国法律制度或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单纯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演变为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法（占主体）与港、澳资本主义法并存，即“一国两制”必然导致“一国两法”；第二，从单一法域国家变成多法域国家，即形成祖国大陆（主法域）和我国香港、澳门等辅法域。由此派生出“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下的诸多复杂现象和关系，也决定了其间所存在的法律冲突的复杂性及其解决的繁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方面中第一方面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也是最能体现我国“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特色的。也就是说，我国“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其多法域，而在于“一国两法”。即在于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并存。这正是决定我们的“一国两制”以及“一国两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具有特殊复杂性的根本原因，也是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多法域但却仍是“一国一制”的国家结构和法制体系国家的最大区别。例如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都是这样的多法域国家。美国有50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民法，然而它们都属于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法制区别和法律冲突。这些多法域国家由于实行“一国一制”，因而各地区的法律其阶级本质和基本原则相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共同点是主要的，不同点是次要的，出现的法律冲突也是浅层的，不能与我们“一国两制”下祖国大陆同我国香港、澳门之间基于不同性质的法制区别和法律冲突相同日比拟。当然，我国“一国两制”下的法制体系也有一般多法域国家法律冲突的某些共同特征，如所属法系的不同与冲突，各法域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等，这就更增加了其复杂性和繁难度。

从纵向上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虽然历史上也不乏其例，但还没有进展到建立起较稳定的法制体系并妥善解决其法律冲突的地步。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形态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以武力征服了社会制度和形态比较先进的汉民族地区后，如蒙古族、满族征服汉族，都出现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情况。公元646年大化革新以后的日本，也存在过类似的情况。美国独立战争后至南北战争以前，则出现过在北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在南方的几个州保留奴隶制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暂时保留其原有制度至民主改革之前，实际上也是属于“一国两制”的特殊情况。上述这些情况由于是在改朝或改制的过渡时期出现的暂时现象，没有具备充足的法律依据和保证，因而，缺乏稳定性和典型意义，虽可作为我们现今实行“一国两制”的历史依据，但却不能与其深刻涵义和重大意义相比拟。

二、“一国两制”法律体系的要素和构成

（－）“一国两制”法律体系的法权基础探析

“一国两制”法制体系是以主权与治权既相统一又相对分离的法权关系为基础的。所谓统一，意即无论是香港、澳门或是台湾，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的一员，都是中央政府下辖的一个行政单位或行政特区（特别行政区）。因而国家主权都归于并集中于中央，中央政府都对它们行使主权，与它们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不是平列的关系，更不是“一国两府”或“一国两区”的关系。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政府，其一切权力（包括各种治权）都是由中央授予并由国家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规定的，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外交和国防事务则统一由中央处理，中央还行使由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规定的应当在这些地区行使的其它权力。所以从这种主权统一以及主权与治权也相统一的根本意义上讲，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相似于中央政府与其它行政省及民族自治区的关系。这种不仅主权统一，不容分离及转让，而且主权与治权也本质上相统一的原则，是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前提，是统一祖国大业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的原则，也是各主权国家政制和法制建设中不可移易的一条基本准则。

相对分离，意即我国香港、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之所以“特别”，是指它们具有高度的自治权。也就是说，这种自治权不仅大于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除外交、国防以外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此外还具有自行处理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部分对外事务的权力），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联邦制国家中成员邦的权力和权利（例如香港保持财政独立，全部财政收入不上交中央，中央也不在香港征税，香港自己发行货币；香港为独立关税地区；香港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体制；香港保持原有的法律；全国性法律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列于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实施。这种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就是主权与治权相对分离的表现，是实现“一国两制”条件下地方分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况且这种“分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种治权，终究是由中国人所享有（即如所谓“港人治港”之意谓），而决不交给任何外国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就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就表明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也是特别行政区的神圣职责。

（二）“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的基本构架及辩证关系剖析

如前所述，“一国两制”法制体系是以“一国两法”及多法域为显著特征，那么组构成这一庞大复杂的法制体系的应包括祖国大陆和我国港、澳、台的所有符合“一国两制”要求的法律部门和领域。而按照它们在“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就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l）作为祖国大陆和我国港、澳、台这些特别行政区共同母法的宪法；2）联结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3）居于主体地位的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法；4）作为辅助的我国港、澳、台各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5）用以解决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及特别行政区相互之间的法律冲突的区际冲突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勾画出“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的基本构架：即以宪法为龙头，以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纽带，以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法为主干，以各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为支干，并以它们相互彼此之间的区际冲突法为胶合剂的，两种社会性质的法律并存且相得益彰，四大法域共促共生的，多层次、多色调、多板块，结构十分复杂，内容和形式都异常丰富多彩的法制体系。这不仅在中外法制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存在着如下几种（或几层）重要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住“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性。

1．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法与特别行政区资本主义法的对立统一关系。它是“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的基本矛盾，“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的基本特征--“一国两法”，就集中地体现于此，并由此派生其他的矛盾关系。所以处理好这对基本矛盾，对于实现和稳定“一国两制”，建立和完善“一国两制”法制体系，具有关键性意义。其基本原则就是既坚持以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法为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式或主导方面），以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为辅助和必要补充；又要充分认识和正确估价适合于这些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从而不但不能以大陆的社会主义法加以排斥甚至吞灭，而且应看到它们两者之间除了有相拒斥性一面之外还有可以相互借鉴和吸收的一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一国两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存、互促和相得益彰，这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并存相对应的，即都是与现阶段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状况及其历史原因相关联的。而其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发展和繁荣市场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安定这一共同需要。它有利于我们借鉴和利用发达市场经济已有成就和经验（包括市场经济法制和规则），也有利于我们加强国际联系，吸取、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法制手段等。同时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不仅是我国港、澳、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后盾，而且也必有其可以认同之处，从而产生相向吸收、借鉴的效用。当然对这种相互借鉴和吸收不能作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因为不仅有制度性质和意识形态的分野甚至对立，而且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之差距和异质文化的冲突。所以既不能简单移植，更不能动辄就搞什么“西化”或“中化”、应经过非常细致的分析取舍和不断探索试验的过程，权衡利弊，损益其优劣，使对方之所长有机融合进自身的制度发展和主体文化中，特别是注意把那些体现人类制度建设共同经验和法律文明发展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尽可能地加以利用和吸收，来促进和完善本身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2．分属不同法系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祖国大陆与我国香港、澳门及我国台湾的法律分属于社会主义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但他们都有中华法系的传统，我国台湾法又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祖国大陆法也含有大陆法系的因素和成分。它们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固然，法系的不同使法律在立法方式及立法技术、法律形式及渊源、司法程序及制度等许多方面都各有其特点，因而法律的结构、体例、术语以及法律事实和行为的定性也往往不同。但由于我国香港、澳门及我国台湾同祖国大陆固有的历史联系，特别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这种联系将进一步得以强化和巩固，这就为它们之间的法律的相互借鉴和吸收以便取长补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有利的条件。充分认识到这些，能使我们更客观、全面地看待我国港、澳、台的法律及其与祖国大陆的关系。包括一方面既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住属于英美法系的香港法的特征，并便于我们通过比较而借鉴、吸取其有益于我们法制建设的那些成分（如判例法的适当引用，民商法的实用价值、法律技术水平的臻于完善以及重视对个人的权利、自由的尊重和保障等）；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属于大陆法系并有中华法系传统的我国台湾法在法律形式、法律体系和体例、法律心理结构以及法律文化传统上同我们更为接近，并有某种同根同源的关系，互相借鉴和吸取有益成分就更有必要，也更为直接。我们不能因为我国台湾法承袭了所谓“民国法”，我们又早已明令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法统”，而对我国台湾现行法律完全采取拒斥态度。事实上，我国台湾法律自1949年国民党退台以来40多年已有了很大变化，不仅对民国时期的法律作了诸多修定，还重新制定了大量法律和法规。我国台湾现行法律中未有作过修改的民国法仅存不多，它们事实上有的早已过时，有的已名存实亡，有的已通过特别法、判例、解释例替代，有的仅仅因政治需要而苛延残喘。这都说明，我国台湾法律与所谓“民国法”不能同日而语，它已经适应我国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有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并早已自成体系，其立法完备、体系周全、规范详尽、许多法律和法规又不断与时更新，其中许多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特别是民商法和经济立法，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尤值得我们采撷。至于那些过时的、徒具虚名的法律，当然必须废止，这随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实现自是应有之义。

3．各特别行政区法之间的关系。包括我国香港法、澳门法同我国台湾法之间的关系，我国香港法与澳门法之间的关系等。它们虽然都同样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因而异中之同可能会更多；然而仍因有属于不尽相同的法系之区别，以及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之在法律结构、法律体系、立法技术和司法程序等方面仍各有其特点。注意到这些，对于我们加深对各特别行政区法的认识，无疑是有意义的。

（三）“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的法律要件分析

“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最具特殊性的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区际冲突法。前者是联结祖国大陆和特别行政区的纽带，后者是协调祖国大陆主法域和各特别行政区辅法域及辅法域相互间各部门法关系的胶合剂。它们是“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的特殊构件，尤其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完全是一种崭新的法律现象，中外法制史上未曾有过，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法律文化的独特贡献。

1．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体现“一国两制”国策的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和最集中、直接的法律表现，是祖国大陆社会主义制度和法律体系同我国港、澳、台等资本主义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结合部和衔接点。它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它的地位和法律效力来看，它具有仅次于宪法而又高于一般法律的效力。既含有宪法性法律的特征和属性，以至有人称它是“小宪法”，尤其是在结构上与宪法相似。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包括序言、总则、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文化和有关社会事务等章节。但它又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我国宪法关于“一国两制”方针在法律上的具体化、系统化。也就是说，从法律渊源体系上讲，它是从属于国家根本法之下的国家基本法律，其效力仅次于宪法而又高于其他法律。第二，从它的适用范围和在特别行政区的作用来看，它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因而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国家机关，各个部门和团体都必须遵守，全国人民和各级干部都必须了解、熟悉和不得违背；但又主要是适用和实施于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性的法律。而在特别行政区它又是一项根本性法律，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基础，是国家主权在这些地区的法律表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效力，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制度和政策，都必须以它为根据，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法律都不得与之相抵触。第三，从它的任务和内容上看，主要是“一国两制”的法律体现和法律保证，而且主要是调整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以及特别行政区内部的关系，同时它所调整的这类社会关系主要是一些最基本的关系，而同调整具体关系的其他部门法有所不同。第四，从性质上看，虽然基本方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但又是对特别行政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认和规范化。从立法动机、程序和成员方面来看，它既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意志；又反映了爱国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的意志。

而且，随着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和特别行政区的建立，就会出现在特殊单一制国家中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崭新的自治形式和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与内地的各行政省、自治区、直辖市相殊异。并会建立起独特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以行使其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它的独创性。

由于学术界对《基本法》的重要特征及其内容和意义已有了较充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故此只作简略述及。

2．区际冲突法